作者 康锦达
“哥们儿够意思。”
在高层面，是人靠得住。有办法把领导交办的难事做成了，帮助了领导也同时提升了的自己，让领导有了面子，自己也有了面子。在低层面，就是身边的凡人有困难的时候，没有利益跟着，替别人化解了矛盾解决难题，没叫别人失了面子，让自己也有了面子。笔者这么诠释有点俗，但也有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味儿。反正这话呀，让东北人演义得淋漓尽致。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最后剩下一个人。最后出卖杨靖宇的赵廷喜临枪毙之前，还讲了一句话，当时我和杨靖宇讲，说还是投降吧，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就剩你一个了，人家都投降了，你干什么呢？投降算了。只要杨靖宇投降，日本人安排不是不杀，而是让杨靖宇出任满洲国军政部长，最后时刻，杨靖宇跟赵廷喜就讲了一句话，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面子是什么？笔者个人认为，面子里的绝大部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精华，是仁义理智信，是担当、气节、血性、悲悯，是传承的俗语。东北人有时候一顿大酒就把挺大的事定了，赚就赚了，亏了也不去找后账。东北人还“直肠子”，对事不对人，有话就说，拿得罪人不当回事。有时候遇事不公，就是朋友和亲戚也当场断交，甚至几个“电炮”上去，事后宁可赔钱也不道谦。东北人欺硬怕软，人高马大，但心软，逼到可怜的人，救人的事，会掏净身上的钱。至少，东北人的这些特点，我都能从于海洋身上嗅到了些味，看到了些影子……在写于海洋故事的同时，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让我在寻找答案。是借来可能投下去，就是血本无归的钱？而且不是小钱？动则是百万、千万地借。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采访了一百多位了解于海洋的不同阶层的人。己耄耋之年的原浑河委副主任于绍军对笔者说，你问我于海洋的交友之道？我想，从官员角度讲，当年于海洋是浑河委的副主任，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接受新事物比较快，在沈阳的招商引资中，他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香港推行的是小政府大服务。东北呢是官本位意识比较强，这个意识要改。那时候。正是亚洲金融风暴刮的厉害的时候，很多外商跑了，不干了。于海洋在香港同学比较多，就做了不少基础工作。香港大佬郑家淳投进来了15个亿做新世界工程。八个亿的土地出让金，七个亿的拆迁费。慕市长很重视，政府专门成立了新世界指挥部，港方总代表叫刘松灿，这个刘松灿怎么和于海洋成为好朋友的呢？这个刘松灿爱拉单子，提出一系列要求让政府给办？但有的事，政府办不了。有的部门领导就扔话了，一个破企业净是事，老给政府提要求，他是爹，我成了伺候他的丫头了。刘松灿碰钉子了，就找于海洋，于海洋就拿他开出的单子往政府其它部门跑，跑趟数多了还解决不了的，他就打报告请求政府开联席会，能解决的现场就解决了，不能解决的，国家不允许的，刘松灿也弄明白了。慢慢就和于海洋成为好朋友了。刘松灿从香港来，什么也没有，一到周末，于海洋就把他带回家吃饭，于海洋前妻徐艳玲做饭做的好。做红烧肉是绝活，刘松灿还就爱吃红烧肉……那时于海洋常说一句话：“一个官员要有愿景价值观，要有服务意识。人心都是肉长的，什么是招商引资，就是帮助外商做好一个项目，才有第二个项目，处好一个外商朋友，就会有一群外商朋友来投资。”于绍军老人说，于海洋为什么能管新世界六个亿的拆迁费？就说明不仅政府信任他，投资方也信任他。你说和我探讨于海洋为什么有这么多朋友？尤其是在他执掌沈阳富通公司和辽阳顺峰钢铁集团时期能够借到那么多钱？我觉得是于海洋的人缘，是他懂人情，不牛逼，不装。做事公道磊落，不伸手，不心黑。我认为这是于海洋的交友之道。这个道也是天道，为什么于海洋从商以后，从美国外商托马斯让他执掌富通到香港商人黄锦新让他接手辽阳顺峰？答案应该是，一是于海洋的做人，二是于海洋的经营智慧。但最重的是对于海洋人品的认可。当然也与他的社会层次有关，于海洋在国务院东北规划办，29岁就是厅级干部，又是沈阳政协委员，还在张学良亲朋归国联谊会担任常务会长，这些平台也为他提供了沟通和进言的机会。老人继续说，你想和我探讨于海洋为什么有这么多朋友和在执掌沈阳富通公司和辽阳顺峰钢铁集团时期能够借到那么多钱？其实是价值观的问题，有些人是欺软怕硬，有的人遇亲护短，于海洋是护软欺硬。遇亲不护短。我给你讲两个故事吧，30年前吧，某部门下边有个小服务公司经营生活用品，效益比较好。一个公安局领导的老伴和一个官员孩子就合伙想把这个小服务公司挤走，双方就发生了冲突，打起来了，打起来得报警啊，双方都有点伤，这时候权利就起作用了，就把服务公司的头头拘留了，有伤就可以担刑。当时这事是不可能扭转了。于海洋就强烈反对这个事儿，他说，……霸占床子，有意捣乱，无理竞争。是非对错，一目了然，但结果呢？是没理的把有理的弄进去了！最后，他以政协委员的名义找政府领导要求检察院开论证会，就为受害方讨回了公道。第二个故事呢，也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于海洋有个亲属，上级准备把他放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领导岗位，于海洋知道后，找到主要领导说，论私我应该为他说好话，但论公，从他的能力水平来看，他承担不起这个位置，而且还讲了一、二、三……说到这里，老人笑了，说，这两件事是小事？还是大事？如果，让你交朋友，你交不交于海洋这样人？如果你是个清官，你怎么评估于海洋这个人？但把话说回来，于海洋这样的人适合在大江湖，因为大江湖讲规矩，不适在小湖泊，因为小湖泊讲势力，于海洋后来去灯塔搞矿山，我就反对，那时候有位领导推荐他去团中央，如果他当年去了，于海洋的人生就会重写，也不会掉到坑里……早年在沈阳颇有名气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对笔者说，当年我在沈阳做餐饮是最早的，那时候法治也不太健全，有的警察也不讲纪律。有一天，一个警察喝多了，喝多了进包厢，发现包厢一个老头儿跟个小女孩儿，结果呢，他就给那个老头儿一个嘴巴子，两人就撕巴起来了，警察就说那老头儿不正经。其实呢，那个老头儿，当时还是沈阳一家国有企业的老总，那小女孩儿，是自己的侄女儿。但秀才遇到兵了，有理也说不清啊！酒店就叫公安给封了。我那时谁也不认识，有人叫我找报社，我家那时在《东北经济报》附近住，我就去找了，也不认识谁呀，赶巧推开了于海洋办公室的门，于海洋当场让我写个情况说明，他核实之后，就带我直接去了沈阳市公安局，当场就给解决了。连我一口水都没喝，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报社的领导，为了一个互不相识的人跑前跑后，这样的人多可交啊。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他说，现在下岗的人这么多，自谋职业做点生意不容易啊，应该帮忙才对，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把门给封了啊！他这话一出口，当时我就哭了。后来，我买卖做大了，他做富通时，我听说他挺难，是我主动找他，我说，当年是哥帮我，现在该我帮哥了，我给拿了300万，于海洋这人讲究，后来不到一年就把这钱还我了，还给我一分五的利息……当然，利息，我肯定不能要……他说，当年沈阳有个台资企业，做的是沈阳第一家空运海鲜火锅，火的一塌糊涂，犯了个什么错误呢？副经理自己私藏一把枪支，这就犯了大忌。被公安发现了，把人抓了，生意也停了。于海洋做为政协委员就介入了。他是记者出身，就开始做调查，把这个副经理为什么弄支手枪原因查清楚了。是他在广东拿现金从那边儿进货，每天现金480万，这钱就放在火锅店，他住的屋里，当时常有一些地赖上他那搅和去，白吃白喝有时还打架，下晚屋里都是钱，他小舅子怕姐夫出事，就弄了把枪，一次也没用，就放在枕头底下为了自卫。海关商检局也写了一个证实报告。于海洋就拿着这些材料找到市领导汇报。他就和领导讲，沈阳刚刚开放，台湾人对大陆的政策不是那么了解，这个餐饮企业又是纳税大户，就应该把这些事儿啊，尽可能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妥善处理好，不然影响招商引资。后来市里领导专门把公检法的负责人找来开个会，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台湾商人就非常感激，认为沈阳的投资环境还挺好，出了事有人帮又有人管，又投资建了金科大厦和五爱街等项目。后来沈阳本土作家木青写的《五爱街》电视剧，写台湾人投资很多细节都是有原形的……老人说，当年沈阳有个人叫孟军，经商是个奇才。沈阳有个著名的拖拉机厂，九十年代就不行了，拖拉机卖不出去，上万人的队伍，成批成批地下岗，挺惨啊。孟军就跟南非联系上了，南非地多呀，他把那拖拉机和下岗工人都弄到南非去了，条件是呢，南非出地。孟军出拖拉机出人搁那儿种高粱，种苞米，收益南非拿25％。把南非总统祖马乐坏了，孟军上祖马家都不用敲门，走平道一样，那时候，孟军把拖拉机弄完了，又把制造拖拉机的旧设备运到南非，给大批下岗工人在南非找活干，对沈阳是个贡献。那个年代，运输是个大问题，办出国手续管控也严，于海洋就帮助孟军办手续。俩人就慢慢成为好朋友了，后来孟军出了一件大事，于海洋又帮了他，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海南开发热的时候，孟写带人去海南搞地产开发，沈阳就交给了一个公安口退下来的老干部做总管，不到二年，沈阳的公司里就发生宫廷政变了，这个总管能量挺大，把孟军的企业弄到自己手里了，而且做的天衣无缝。孟军回来后两个人就翻脸了，这个总管就动用关系就把孟军抓了。于海洋知道后公开阐明观点说，如果我们的法帮了一个不法的人，一个沈阳本地的纳税人连安全都没有保障？，谁还敢来沈阳投资？一位后来官至副省的领导就说，于海洋你写一份材料给我，这个社会不允许以邪压正，不打邪气，沈阳怎么发展……老人说，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社会，打个比方说，如果于海洋需要钱，孟军他能不借吗……老人说，这样的事太多了，我认识于海洋这个人30多年了，我有一个感受，他当官时，是仗义济人，是遵法护商，经商时，是先公后私，有钱时，是福不独享，济贫助困。我这样讲，是有真实依据的。于海洋没有绿卡，没有国外账户。他执掌沈阳富通时，借了1561万用于安抚上访职工的债务和解，平息了中纪委挂牌督办的上访事件。用800天时间替政府处理了6900万的债务，变负为正，两年上缴了2094万的税，成为和平区纳税大户，在辽阳顺锋自己筹借了一个亿资金，使矿山进入机械化规模化开采，在不到三年时间就缴了4021万的税。（包括初期矿山八个月的停产整改），于海洋被羁压了5年半后，接到检察院返还自己的3000万扣押资金，他马上就把五年多转业军人和职工的五险一金都补齐了，并偿还了5年半羁压期间累积的各种债款，不欠银行钱，不欠职工钱……老人说，这些事是历史，是有真实依据的，能够有这样的担当，是格局。为什么华为、福耀玻璃、娃哈哈能做大做强，就是掌门人任正非、曹德旺、宗庆后有很高的格局，有普世的情怀。老人说，于海洋为沈阳招商引资，又把两个“烂尾企业”救活所做的工作，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也是于海洋为什么有朋友，能借到钱的答案。这是日久天长的人品，积攒下的互认和信任。辽宁的经济发展，需要这样的人……沈阳富通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齐锡良领我来到位于沈阳和平区同泽北街35号的沈阳北约客维景国际大酒店。他指这座28层的高端国际大酒店说，这个项目最早叫“祖彩大厦，”是一家民营企业搞的，金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项目建设，但干到半道，就没钱了，这个地方成了太原街最大的烂尾楼。后来陈政高省长带着沈阳市长李英杰，和平区代区程晓龙在香港开招商会，推出这个项目。香港方面有一位于海洋在辽大的学友比较感兴趣儿，就来沈阳考察，但欠金城建筑公司施工费就1000多万，再加上滞纳金和银行的利息，整个算下来好几个亿的债务，人家就打退堂鼓了。和平区代区长程晓龙就着急了，找到于海洋说，海洋啊。这个项目的老板是辽大的，认识你，这个项目你得帮我谈下来，我刚当区长，这么大的一个遗留的乱尾工程，一定要整下来啊，要不我这个区长脸上也无光啊！于海洋就和这个老板说，老钱，省长，市长，区长都去了，辽宁地面最大的省、市、区行政一把手去招商，你不相信，你相信谁呀？这是沈阳最好的地段，前景没有问题，存在什么问题，我帮你协调解决。老钱就对于海洋说，我要就是接下来了，我可告诉你，要有问题我就找你算帐！为了落实这个事，市长李英杰又出面和于海洋谈，让他帮助推进这个项目，李英杰还责成副市长杨亚洲和于海洋去具体协调。最后协调成了，香港中信公司投了7个亿。有了现在的北约客。笔者和齐锡良走进北约客这个五星级宾馆，其室内装修之豪华真是令人太开眼界。宾馆负责人对笔者说，我们董事长在香港，知道你来采访，他在电话里和我讲，于海洋老总帮助我们北约客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是北约客的贵人。沈阳招商引资有他的很大功劳，我们是受益者。一定要好好接待来采访的记者。在回来的路上，齐锡良对笔者说，于海洋董事长在为沈阳市招商引资及解决的困难主要有三个大项目。一是浑南新世界的项目，他真是废寝忘食，协调港方及政府部门，使项目平稳落地，最终才有了现在浑河两岸的新貌。二是太原街“祖彩烂尾楼”项目，受和平区政府委托，说服港商引进了七个亿投资，最终建成“北约客”大厦。三是为“格林豪森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沈阳及北京的开发解决了建设用地的招、拍、挂一系列问题。使这家企业在沈阳一共投了近30个亿的资金。我做为于海洋董事长的助手，耳闻目睹，并参予一些具体的项目的协助办理手续。让我最不能理解的是，在李文喜的操纵下，却把一个有功的人变成了一个有罪的人？齐锡良说，中纪委播出的反腐警示教育片中，有几句精典台词让我很难忘。李文喜说：我当了一辈子公安，干了两辈子活，得罪了三辈子人。中纪委领导说：你还落下两句话：你贪了四辈子钱，犯了五辈子罪。此话传到本溪小市，家乡人又添了三句话：你丢了六辈子人，做了七辈子损，缺了八辈子德！齐锡良说，其实于海洋董事长被抓后，在李文喜的授意下，辽宁省公安厅发出的两个司法建议函，第一个是在无罪手续都有了，沈阳律师、大连的律师都拿出去来了。检察院都撤诉了，李文喜又授意把矛头从辽阳顺锋指向沈阳富通，方向是把贪污罪扣在于海洋的身上，直接把犯罪主体颠倒了，一个民营企业有自己贪污自己钱的吗？第二个司法建议函，就是给沈阳市和平区出的，要把一个民营企业纳入国有企业管理，查封了个人公司不动产，拿走了三千万。第一次在本溪法院开庭的时候，于海洋董事长问检察官说：公安抓我，对外声称我涉黑有人命。那么从今天起诉的状况看呢，我没有涉黑的一点儿事，连一点儿痕迹都没有，那么我想问公安局为什么抓我？第二呢，你检察院批捕我，批捕的理由是我非法的侵占农田地。开庭的时候呢，我所有的手续，合法手续都有，你们检察院自己撤诉了。那我想问问公诉人，我说你因为什么？公安厅608专案组因为什么抓我？我说你检察院又因为什么批捕我？你知道吗？抓了我，两个企业的员工，1000多人，面临着离岗、面临着没饭吃啊……当时，于海洋董事长说的这番话，带着一种沧凉，我当时就掉眼泪了。一直到今天，我都憋在心里想喊出来！李文喜己经倒了，为什么还要让无罪的人永远背着污点呢？原人民日报记者、现中国军转民杂志总编周中华，在2024年3月22日在中国军转民网发表了《从电影第二十条看于海洋案件》一文。（全文如下）一部讲法律的本应是严肃话题的电影，在春节的欢乐档期，竟然让如此多的观众为之感动并一致叫好，电影《第二十条》开创了又一个电影史上的奇迹。影片将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浪漫主义的情怀相互融合，在笑中带泪的悲喜剧框架下，为观众和司法从业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二十条”普法课，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意义。“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来自老百姓最朴素的期待，公平正义。”“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变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电影中一句句朴素但掷地有声的台词，像春雷，炸开了观众心头的雾霾。像春雨，滋润了人们渴望公平正义的心壤。观影中，我也是几度泪流满面，因为影片中故事的标本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十条”，这些故事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的独一无二，更在于它们的普适性和开放性。它们是中国迈向法治文明进程中一个个含泪的样本，更是普通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热切期待的鲜活演绎。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我脑海里另一个画面不停的闪现并和电影里的故事交叉上映，如同蒙太奇镜头。当电影结尾，韩明在王永强案听证会上从二十条立法精神到百姓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期盼，充满激情地慷慨陈述“不起诉”理由时，我耳边仿佛同时响起企业家于海洋悲苍而嘶哑的追问声。“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这是电影里韩明检察官一句特别感人的台词。我仿佛听见于海洋含泪的呐喊：“你们办的不是案子，办的是我的人生！”2010年，刚刚把顺锋钢铁从濒临倒闭起死回生的于海洋，正踌铸满志的为员工谋划顺锋家园的美好蓝图时，因为拒绝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李文喜的亲信抢占公司股权，被公安厅以涉黑罪抓捕，先后以涉黑罪、非法占用耕地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16年有期徒刑。在于海洋的多次申诉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最终，在于海洋被关押5年零7个月后，以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5年零7个月。五年多，于海洋从一个意气风发的企业家，变成了一个因在狱中糖尿病得不到治疗而一只眼睛几乎失明、神经严重衰弱、近乎老年痴呆的风烛之躯，他所苦心经营的企业法人身份也被变作他人……从2019年，于海洋就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维权之路。期间，2021年1月25日，已卸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时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文喜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于2023年以受贿罪判处李文喜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随后，辽宁省公安厅长薛恒、厅长王大伟相继落马，让人看到中央反腐的决心。在一个个巨贪倒下的过程中，于海洋一次次看到了希望，又一次次以失望而收场。在电影《第二十条》中有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国法是人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是的，在于海洋案件波谲云诡的审理及申诉期间，有一群人始终“不相信没有天理国法”，他们仗义执言，为于海洋奔走呼吁：已过古稀之年的天津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赵国杰，不顾自身安危，多次上书中央、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等部门。辽宁省著名作家康锦达，连续推出14篇系列报道，深度分析于海洋案件的现实意义和存在的法律争议。首都媒体在总书记视察东北的第一时间，召开辽宁省营商环境座谈会，并以于海洋案件为标本，对辽宁营商环境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著名军旅词作家洪科，为表达自己对于海洋的同情，还自费创作并拍摄了歌曲《宽阔的海洋》。顺锋几百名老工人一次次把按满手印的请愿书寄给中纪委、辽宁省委、本溪市……中国网、法治日报、光明日报……数百家媒体，数千万的阅读量、点击量……终于，在一次次的呼吁下，辽宁省有关部门终于给予了重视，并开始着手调查于海洋案件。正如《第二十条》电影的一句经典台词：所有正确的事情都有代价，但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不去做。我们相信正义，就像我们相信冬天过后春天一定会来临！我们相信法律，就像我们相信正义之剑从未缺席的审判！一位道长私信给笔者说，社稷要固若磐石，是公正难撼。人要明白的活着，是取善弃恶，江河要永久流淌，是无淤少诟。人性的善，是空，是灵魂的感应，是永远活着的。人性的恶，是纵欲得物，成为物主，但物为虚，是可变可失可死之物。
风吹草动。没有善风就有恶草。恶风之下，焉有善草。我等万不可忽视。社会万不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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